医学解读：你不知道的兴奋剂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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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奋剂“如何治理——入刑？
从比赛初，世界反兴奋机构宣布俄罗斯官方协助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产生的“禁赛风波“,到比赛中，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诋毁孙杨倚靠药罐子获取金牌的“言论风波“,再到我国游泳队员陈欣怡被查出体内含有兴奋剂药品成分的“信任风波“.
里约奥运因兴奋剂问题风波不断，国际体育组织正面形象和治理能力面临严峻挑战。据此可知，本届奥运会过后如何有效治理兴奋剂问题，必将成为国际体育组织和各国政府所迫切解决之问题。
有学者言：“兴奋剂、操纵比赛和体育暴力乃危害体育运动发展基石的三大毒瘤，它们对于国际奥委会所构建之公平竞赛体系的破坏力堪称“核爆炸“.这种言论并非危言耸听，事实证明体育领域的历次改革几乎都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。
以兴奋剂问题为例。自1904年第三届现代奥运会始，兴奋剂犹如潘多拉魔盒中被释放出的幽灵，不断弥漫和扩散在现代奥运赛场内外。
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，丹麦自行车运动员詹森因服用苯丙胺混合剂暴死赛场，给国际奥委会敲响了警钟。1968年国际奥委会果断将兴奋剂检测引入墨西哥奥运会。从此之后，兴奋剂检测便成为奥运选手获取参赛资格的必备程序。
但是，兴奋剂检测并未护航国际体育运动驶入安全港湾，反到因为这种检测技术的引入，使得兴奋剂成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符号。体育界对于兴奋剂的定义更是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，即检测出来的就是兴奋剂，检测不出来的都是高科技。
纵观当下的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机制，笔者认为以WADA为核心，以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和国家体育组织为两翼的治理结构，已无力应对不断升级和变化的兴奋剂问题。
我们并不否定当下兴奋剂一体两翼治理结构的功效和作用。在体育自治范围内，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确实功效显著，但在体育自治范围之外所涉兴奋剂问题，这种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却难以发挥作用。
因为体育自治范围外的兴奋剂问题，已进入到国家管辖的范畴，此时兴奋剂治理成效则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态度和司法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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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言之，在兴奋剂处罚的性质认定上，体育组织所做出的仅是违规处罚，对其责任后果的处罚也仅在社团罚范围内有作用，例如剥夺参赛资格、一定期限的禁赛，没收奖牌和取消成绩，以及一定程度的财产处罚。
而对于体育领域外的兴奋剂处罚，则涉及到违法或犯罪问题，例如非法买卖、运输、制造兴奋剂，不当使用兴奋剂等活动。那么对于这些行为的惩罚和性质认定，则完全取决于一国的司法状况。
比如在意大利不当使用兴奋剂乃犯罪之行为，而在我国仅能认定为违规行为，其行为性质连违法都算不上。由此可见，同样的行为在不同国家其法律后果天壤之别。
职是之故，笔者认为在兴奋剂治理问题上，应构建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双轴并重的治理结构。在治理理念上，树立内外结合、防控并重的治理策略，以多措并举的方式依规、依法，遏制兴奋剂的持有、使用、买卖、运输和制造等行为。
同时，对于国家层面的治理，各国应尽快制定反兴奋剂专门法案，通过立法将与兴奋剂相关之行为的认定、防范、情报信息、调查、应对处置、国际合作、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进行全方位的规定。
其中，特别在法律责任方面，应尽快在刑法中设定相关罪名，以此有效与反兴奋剂法案衔接，形成严密法网，便于严厉打击与兴奋剂相关的犯罪行为。
将兴奋剂的法律后果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，目的在于加大惩罚的力度，形成高风险、低回报的制度性制约环境。
因为从惩处犯罪有效性来看，当惩处有效性模型为P1 = P/B,这里P1 代表惩处的有效性，B代表个案中所有参与主体所获得的全部好处。P是法律制度对犯罪案件各相关主体所施加的惩处量。理论上P1 的取值范围可为0-￥。
当P1 <1>时，表示对犯罪惩处小于犯罪行为所得，这时控制的效力则不足以规制犯罪，当P1 >1时，就可以达到高风险、低回报的情形，也就易于犯罪动机和行为起到约束作用。
所以，加大惩处力度，实际上是将成本和收益的计算，交给行为人自己去择决，相信多数人的理性人面对这种外在环境，很少会选择铤而走险。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一特殊主体而言，有限的运动生涯和良好的个人形象，对于一时金牌得失、名誉和利益而言，想必孰轻孰重自不必多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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